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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初，納粹決定全面屠殺猶太人。不過受到傳統的反閃族教育影響，企圖隔離猶太人的觀念早已根深蒂固，最明顯的例子則是在1930年代末期，納粹展開的一連串控制猶太人行動。 |
1930年代，德國開始解雇所有擔任公職的猶太人，並禁止他們參加活動集會。隸屬奧地利中央的猶太人移民署，在1938年則強迫四萬五千多名猶太人遷離家園。德國及捷克也用同樣的手法強迫猶太人移民。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，約有四十萬名猶太人被迫移民，但還是有四十萬名猶太人淪入納粹統治。
戰爭爆發，波蘭西部另外二百萬名猶太人也難逃納粹魔掌，並且被迫戴上代表特殊身份的標誌。東歐地區的猶太人則都被集中到隔離區(猶太區)居住。至於其他遭到納粹佔領的西歐國家中的猶太人，也難逃隔離命運。
猶太人被集中或隔離，財產也會遭有系統地侵佔，像是棄置的公寓連同來不及帶走的東西都會遭到查封，銀行帳號被凍結，流亡者隨身攜帶的貴重物被沒收。納粹黨人就連被殺的猶太人都不放過，甚至搜刮屍體上所有可能有用的東西。
猶太人在遭受納粹對付期間，也曾想盡辦法維護生存意義與生命安全。但是由於猶太人零星分散在全歐洲，而且缺乏領導人物，自衛力顯得相當薄弱。此外，他們所面對的卻又是一部以德國軍隊為後盾、效率高，又決心「徹底解決猶太問題」的政府機器，讓雙方的力量有如天壤之別。
納粹政權除了軍事武力，還擁有一種效率十足的工具-蓋世太保（Gestapo，即祕密警察）。1939年，納粹政權在蓋世太保之下，成立國家公安署，由Heydrich控制。負責處理「猶太問題」的Adolf Eichmann部門便在國家公安署的管理下，將魔掌伸向納粹統治區的每個角落。不只是猶太人無法對抗這一部政府機器，歐洲其他地區的人民、政治家、游擊隊、以及地下組織都無法與之抗衡。
事實上，欺壓猶太人的不只是納粹政權，意識型態的影響更具有決定性。面對納粹政權，非猶太裔的歐洲人可以選擇與納粹勾結、對抗、或是不予理會（大多數非猶太裔人的選擇）。但猶太人就算是選擇勾結或屈從，還是會被仇視。
在這種環境中，猶太人只能得到極少數來自鄰居個人或社區的援助，因為即使反對納粹，仇視猶太人的傳統，還是讓一般人不願伸出援手。因此，納粹主義的意識型態、德國政府的本性、受德軍控制的地理環境、以及猶太人與其歐洲鄰人的歷史淵源，織成了一張歐洲猶太人難以逃脫的天羅地網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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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粹政權為了將「猶太病菌」和社會其他部分全面隔離，於是將猶太人拘禁到稱為猶太區(ghetto)的特定區域。從歷史角度看來，猶太區是東歐猶太人從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自由，步向被屠殺命運的過渡期。也就是因為猶太區，納粹才更有辦法將數百萬猶太人依序送進死亡集中營。
把猶太人集中隔離在猶太區的想法，在1938年的「水晶之夜」事件後萌芽，而在德軍入侵波蘭後不到一年時登上高峰。根據估計，當時納粹佔領區中共有兩百萬猶太人，住在城鎮或鄉下的猶太人，則通通被遷往大城市中的猶太區。
Heydrich 在1939年9月21日對機動死亡部隊軍官進行演說時就表示：「將猶太人遷往大城市的決定，乃基於整體治安考量，似乎有必要同時發佈命令，嚴禁猶太人出入某些地區；並基於經濟理由，在猶太區實施宵禁」。
猶太區的生活是由一個猶太委員會（Judenrat）負責組織和管理。猶太委員會管理的範圍涵蓋猶太區的金融、衛生、產業和工藝等等，不過有些工作是委員會主動要求，以便維持猶太社區的整體運作。
猶太區裡的日常生活其實相當艱苦，食物完全仰賴德國政權配給，持續不斷的飢餓更影響裡面每個人的思想行為。另外，儘管每塊空地都有人栽種蔬果，黑市交易或靠行賄取得食物的情形相當盛行，新的經濟階級和經濟犯罪，也屢見不鮮。
猶太區另一項特色是擁擠。華沙猶太區的面積，只佔整個城市面積2.4%，不過裡面卻住了30%的華沙人口。至於好幾個家庭擠在一間公寓裡的景象都相當常見。而受到疾病及傳染病的影響，猶太區的死亡率也居高不下。
一般而言，有些人在遭受壓迫時便會產生自殺念頭，但猶太區內並沒有這種氣氛；相反地，猶太人卻表現出堅定的求生意志及絕佳的創意。在每個猶太區內，猶太委員會及居民委員都會公正地推動福利、互助的工作，讓人輕而易舉的察覺他們想要維護特殊猶太族群的形象。至於猶太會堂在心靈提昇和作為聚會場所兩方面，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。
由於納粹的壓迫，集中營的生活是一項奮力求生的宣言。正如華沙猶太區拉比Isaac Nissenbaum所說：「從前，我們的敵人向我們索討靈魂，猶太人獻出身軀，為崇敬上帝；現在，我們的壓迫者索討猶太人的軀體，因此猶太人有責任抵抗，來保衛自己的生命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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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粹統治初期，尚未決定以謀殺的方式解決「猶太問題」，但「水晶之夜」事件(Kristallnacht, 9-10/11/1938)爆發後，用激進辦法處理「猶太問題」的想法也首度出現。Georing 就表示：「由於最近德國勢必被捲入國際衝突中，我們德國人毫無疑問必須率先並優先思考，如何徹底解決境內的猶太人」。幾星期後，希特勒也公開恫嚇：「如果歐洲內外國際金融界的猶太人，膽敢把德國再捲入另一次世界大戰，後果將是歐洲猶太人的絕種。」
儘管猶太人遭受的迫害，隨著德國入侵波蘭而日趨激烈，他們在這段期間還是能離開德國佔領區。不過到了1941年2、3月間，納粹決定對俄國「布爾什維克-猶太人」作戰，也決定滅殺猶太人的原則。
至於殺害猶太人的手段，則有兩種主要方式。首先，納粹利用機動死亡部隊殺害駐軍附近的猶太人。1941年6月起，駐紮在佔領區的德軍從就蘇聯逮捕殺害了將近一百五十萬名猶太人。另一種手段則是設置死亡集中營來處決遠地運來的猶太人。像是查莫諾、奧斯比次、伯肯納等地，都有類似的營區。而集中營裡則設置了偽裝成淋浴室的瓦斯室、生火大隊、掩埋坑、火葬爐等設施，作為殲滅猶太人的工具。根據估計，大約有四百萬猶太人都命喪這些集中營裡。為了執行這場規模空前的大屠殺，納粹還在國家公安署總部下，設立了一個行政單位，Adolf Eichmann的部門便設在此單位中。設定遣送集中營人數配額、火車及人員的調度、以及跨國界的協調等工作，都是由這個龐大的官僚網操控。納粹也發展了一些官僚暗語：「遣入鑄模」和「遷居」就是把猶太人送到死亡集中營；「特別待遇」指的則是殺害。不過納粹也創造了「免於被遣送團體」的概念，讓一些猶太委員會工人，或在軍工廠等單位工作的猶太人能有一線生機的盼望。
至於被殺的猶太人，都是在突擊行動中遭到大批圍捕。納粹黨人不是包圍一個特定區域，逮捕其中的猶太人，就是以工作令的方式，強行帶人，再用火車或卡車將被逮捕的猶太人載往死亡集中營處決。
在這場謀殺行動中，殘暴及酷刑隨處可見。猶太人被集中到一個地區後，就會遭到挨揍、羞辱、並被惡狗攻擊，然後再被塞進擠得水洩不通的卡車，載往集中營。到了目的地，他們還得接受更加殘酷的暴行對待。
有兩項證詞可證明這些暴行：「我們去的地方是特雷部林卡。到了以後，眼罩才可以取下。軍營屋頂上站著荷槍實彈的烏克蘭人。地面死屍遍野，有些穿著衣服，有些赤裸。臉部因驚恐、害怕而扭曲。身軀黑腫、眼神冷凝、舌頭外吐、頭顱破碎、屍體扭曲......我們無助地站在那裡，覺得無法逃脫死亡得命運。」
另一位波蘭人也指出：「載著遭遣送猶太人的火車抵達玻璃工廠。隨行的德國人命令猶太人下車，交出所有的錢及貴重物品，並脫光衣服。婦女哭得令人心碎，兒童及老人脫得只剩內衣褲。然後，駭人聽聞的是整群人被趕到反坦克戰壕，一旁的德軍責舉著機關槍或衝鋒槍掃射。至於想逃的，也都遭到格殺。」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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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閃族態度、猶太社區規模、對納粹黨的依賴程度、納粹黨對待俘虜的態度等等，都是決定猶太人是否獲救，逃離納粹魔掌的重要因素。儘管有些人與納粹勾結，但也有許多人對不齒納粹暴行，甘冒生命危險營救猶太人；而自由世界原本可對納粹施壓，阻撓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暴行，不過卻都消極以對。
不過在殲滅猶太人的「終極方案」實施前，就有人試圖營救猶太人逃離納粹統治地區。和德國人協商，並以贖金換取釋放猶太人就是方法之一。這種辦法的第一項協議，起源於猶太代辦處在1933年8月和德國政府簽署的轉移(transfer)協定。這項協定，同意猶太人以出錢購買德國貨交換移民巴勒斯坦。1938至1939年冬，雙方就以類似協定為基礎，談判交換二十五萬猶太人離開德國，但自由世界卻未即時籌足金額。
1942年，斯洛伐克的猶太拉比Michael Dov Weissmandel和負責猶太人遣送事宜的Eichmann代表Dieter Wisliceny達成協議。為了交換贖金，數千名斯洛伐克猶太人的遣送行動延後了兩年。Weissmandel拉比曾試將「斯洛伐克經驗」推廣全歐，可惜功敗垂成。
1942到1944年，旅居巴勒斯坦的德國人和歐洲猶太人及錫安人交換，約八百名猶太人獲救。1944年3月德國佔領匈牙利後，Joel Brand 在Adolf Eichmann的指示下，前往伊斯坦堡，與巴勒斯坦猶太人代表團談判，提議釋放「一百萬」名以匈牙利籍為主的猶太人，為東線戰場上的德軍換取物資。談判耗時費日，大多數匈牙利猶太人卻同時已遭遣送到集中營屠殺了。雙方也曾在瑞典及瑞士接觸，企圖在納粹德國投降前，繼續拯救猶太人，卻沒有任何實質成果。
在納粹德國侵害猶太人期間，逃跑、偷運、或是躲藏變成營救猶太人主要的方法。大多數營救者是出於根深蒂固的信念及對受害者的同情，甘冒生命危險，為猶太人提供祕密庇護所的人。許多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、和平主義者、以及虔誠的基督徒，都曾參與營救猶太人活動。據估計，大約有十多萬名猶太人就是靠這種方法獲救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幾位非猶太裔人士的營救行動，成果豐碩。駐波爾多的葡萄牙領事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曾違反政府指示，在1940年核發給猶太人數千張入境葡萄牙的許可證。至於最了不起的非猶太裔營救者，莫過於 Raoul Wallenberg，因為他曾救出數萬名匈牙利籍猶太人的性命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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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在其他德軍佔領區的歐洲人，在這場浩劫中則是扮演與德軍合作或消極抵抗的角色，不過大多數猶太人選擇的自由卻遭到完全剝奪。即使那些蓄意勾結德軍的猶太人，最後還是難逃一死。不過為了生存，猶太人還是必須奮力一搏，這種求生能力，的確延續了猶太民族的光榮傳統。
為延續猶太人自我認同，地下運動便應運而生。儘管遭到明文禁止，他們仍不時舉辦公共集會及祈禱會，組織通識教育及文化活動，或出版相關書報。這些活動的幕後都是由政治青年運動所主導，他們包括了猶太復國主義者和非猶太復國主義者，是遣送及大屠殺期間為有組織、持續努力的核心。
遭到逮補的猶太人想要藉由叛亂來逃離德軍魔掌的機會微乎其微。猶太人被拘禁在猶太區中，受到嚴密監控，比其他人更難取得武器。而多數非猶太裔人士的地下活動才剛成型，一般也只有少數人膽敢參加反納粹的地下活動。就算是在猶太區或單一猶太社區裡，也無法預期每一個人都會參加行動，並能逃脫成功。
維護社區福祉的責任，多半落在反抗軍領袖的肩上。升起叛亂大旗，即意味著德軍致命的反擊，甚至是猶太社區的滅亡。如果放棄叛亂的想法，就還有一線生存希望。在最艱難的時候，他們還是期望德軍戰敗時能有人倖存。就是這個想法，使拜亞里斯脫克猶太區的反抗軍領袖Mordecai Tenenbaum Tamaroff(1916-1943)在1943年2月大規模「行動」持續前夕，決定放棄發動叛亂。
儘管如此，德國對猶太人滴水不漏的封鎖，還是讓猶太人獲救的希望很快就幻滅。1942年冬天，叛亂的想法再度浮現。這一次大家都是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態度。當時參與這項行動的一名義士就說：「我們的命運早已註定，我們只能選擇死亡的方式」。另一名維爾納猶太區的地下活動指揮官，同時也是詩人的Abba Kovner曾在1945年說：「我們想活在他們的記憶裡。」
與其他國家相較，猶太人實際起義的次數相當可觀，比較著名的有華沙起義、以及拜亞里斯脫克納爾可夫、貝德辛等地的起義。1943年，特雷部林卡和索比伯的死亡集中營，甚至也傳出起義事件。幾百名被迫焚燒屍體、負責分撿死者衣物的猶太人叛亂成功，進而逃出集中營區。另有幾處勞工營也發生類似的事件。起初，這些行動根本沒有成功的機會，但仍表現出猷太人對抗逆境的英勇精神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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